自1997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总的形势是好的。但经济运行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发展，对我国经济的深刻影响日趋显现。去年下半年东南亚一些国家和韩国相继爆发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今年5月份以后，印尼政局动荡，日元大幅度贬值，亚洲一些国家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之中，亚洲以外的许多国家经济也遭受了打击，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慢。由于我国经济的外贸出口依存度处于较高水平，亚洲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不可避免地给我国改革和发展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总供给水平不断提高，目前，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部分社会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传统的供给型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原有的一些消费热点趋于平淡，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由于上述原因，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明显出现了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三是长期以来盲目重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严重后果，在国际经济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约束强化的情况下，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对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缺乏应变能力，导致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这些都对实现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严峻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冷静分析形势，果断地作出了增加投资、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外市场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重要决策。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铁路、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投资，并在防范金融风险、优化资金投向的前提下，适时适度扩大信贷规模和增加财政预算内支出。提高了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稳定增长。同时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有条不紊地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体制、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等项改革和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这些措施已经和正在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从6月份起多数经济指数已经出现企稳回升迹象。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进一步发展，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因此要实现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还必须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采取更加积极有力的措施。

　　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去年我国经济增长8．8％，从需求拉动因素看，投资约占2．2个百分点，消费约占4．9个百分点，净出口约占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影响了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从消费方面看，消费市场持续低迷。今年1—7月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考虑到价格下降因素，实际增长9．2％，增幅同比回落1个多百分点。从当前消费需求走势看，消费品市场平淡，物价持续走低，城乡居民收入增势减缓的格局仍不会改变。再加上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和逐步到位，居民预计用于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个人支出会增加，对于商品消费方面的花费更为谨慎。因此今年消费增长幅度至多能维持上年的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中趋降。

　　去年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外汇占款放出基础货币2300余亿元。今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特别是日元大幅贬值对我国出口的直接影响，1—7月份外贸出口增长6．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2个百分点。后几个月出口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出口增长将大大低于去年，预计全年外贸出口与去年相比不可能有多少增加，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下降。

　　从投资方面看，加快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1—7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体）比去年同期增长15．6％，近两个月已开始增速，但考虑到外商、集体和个体投资比去年下降的因素，全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还不足以弥补外贸出口增幅大幅度回落造成的缺口。因此，要实现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必须通过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在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甚至经济萎缩时，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采用两大调控手段：一是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降低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等手段来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二是启动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操作。运用财政政策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仅能直接增加社会需求，而且能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拉动相关产业，间接增加社会需求。由此带来的总需求的扩张往往数倍于财政支出本身的扩张。这就是经济学通常所说的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一般来说，在经济的扩张阶段，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的调节作用比较明显，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相对收缩阶段，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则比较迟缓。财政政策由于能直接扩大社会需求，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时滞短，在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

　　实现今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并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不仅能够增强全国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和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而且有利于香港经济的稳定。同时，还是缩短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根本选择；是改善基础设施，调整生产力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是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是不断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解决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要出路。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以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性建设专项投资，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切实可行。第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增加基础设施性建设投入。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依然不高，特别是农田水利、铁路交通、邮电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长江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等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既能有效刺激国内需求，迅速带动经济发展，又能避免重复建设，有利于调整、改善投资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第二，目前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业银行资金存差较大，物价总水平继续下降，是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的有利时机。今年1—7月货币回笼同比增加669．3亿元，外汇占款没有新的增加，按国民经济计划应当供应的基础货币发行不足，因此当前增发国债不会导致货币超计划发行，引发通货膨胀。到7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074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437．3亿元，比年初增加4469．8亿元。商业银行由于约束机制增强，对供过于求的工业项目贷款更加谨慎，因而存贷款差额较大，增加了银行运营成本。面向商业银行增发国债，有利于改善银行的经营状况，化解金融风险。在物价总水平继续走低、银行利率五
次下调的情况下，增发国债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第三，中央财政是可以承受的。现在中央财政虽然比较困难，但当年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比较低，按国际口径比较，1997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1998年年初预算确定的赤字加上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在当年反映的赤字，比重大约为2．2％，低于国际公认3％的警戒线。1997年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1％，加上今年年初预算确定的国债和这次发行的1000亿元国债，预计今年年底的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0．3％，也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因此，我国增发国债仍存有较大空间。从长远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国家财政会逐步强大起来，还本付息的能力也会不断增强，只要运筹得当，不会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和偿债高峰。

　　增发1000亿元国债，不仅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元国债的使用大致可以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1000亿元。这样，总数约2000亿元的建设投入所形成的最终需求，据测算可拉动GDP增长两个多百分点，今年按发挥一半效果推算，将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8％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积极措施，与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不矛盾。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应作为财政工作的中长期方针予以坚持。但目前我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通货紧缩的形势，必须实施更加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这次增发国债是坚持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前提下，针对当前实际情况所做的适当调整，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必要措施，也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采取这项措施的同时，必须要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骗税，清理欠税，减少税收流失，以确保完成全年预算任务。

　　这次运用财政政策和其它相关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与1993年我国治理通货膨胀一样，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实践将证明，我们不仅有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而且也有防止通货紧缩的有效途径。它必将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大提高我们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